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打起背包走了，留下来的1.6万人要面对20多万国民党军队。
没有援兵，没有补给，和上级的联系也彻底断了。这帮人守着一个快被敌军围死的苏区，等来的不是支援，是越收越紧的包围圈。
带着这支队伍撑下去的那个人，叫项英。
三年以后，陈毅说了一句话，让所有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沉默了："红军的命运，全寄托在项英同志的勇气和忠诚上。" 项英这三年，到底干了些什么？
山里的日子有多难
提起“游击战”，很多人都说艰苦，却说不清楚艰苦到什么程度。
1935年3月底，项英和陈毅率领约300人，辗转到达赣粤边的油山地区。
这一路来得不容易，一同突围的贺昌在会昌天门嶂遭到敌军包围，再没出来。项英和陈毅在安远也被截击，队伍打散，两人各自往山里钻，才算保住性命。
到了油山，麻烦没停，只是换了个形式。
蒋介石对南方剩余红军高度重视，下令在山区大量修碉堡、拉封锁线，同时在老百姓中推行"保甲连坐"制度——哪户人家敢给游击队送一口饭、一粒盐，全甲的人都得受牵连。
这套办法断掉了游击队和群众之间最基本的往来。粮食没了，盐没了，药品也没了。
战士们靠什么活着？野草，竹笋，杨梅，从山涧里摸来的鱼，还有蛇。
下雨天全身是泥，根本找不到干的地方躲。衣服被树枝划破了缝，缝了又划，最后全是补丁，穿着行军都挂在枝桠上。
陈毅后来回忆那段经历，说那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，跟野兽一样。
项英自己也说，有两年时间他没脱过衣服睡觉，不是习惯，是随时都可能要跑命。三年里，陈毅进过屋子两次，见到山外老百姓，四次。
项英腰上一直绑着一样东西，从瑞金出发时就没离过身——那是党的活动经费，还有一批金条。
那种处境下，这笔钱要换吃的换药，谁都说得过去。可项英一个子儿都没动。
陈毅跟他说过，金子是黄的，绑在身上目标太大，危险。项英不肯，他说这是将来发展的根基，碰不得。这笔钱就这么跟着他在山里待了三年，完完整整。
游击战的打法也在这段时间慢慢摸出来了。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立刻撤，绝对不跟敌人硬拼。
敌人守着大路等，就钻密林；敌人白天扫山，就夜里行动；找准对方薄弱的地方打一下，打完立刻消失。
项英把这些战术编成容易记的歌诀，教给每一个战士。
蒋介石原定三个月解决南方红军，后来改成半年，改成一年，最后索性叫做"无限期清剿"。剿了三年，人没剿完。
那夜差点全完了
1935年5月，一个消息在游击区里传开——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，叛变了。
龚楚不是普通的叛徒。他和项英、陈毅共事多年，对游击区的联络方式、交通站位置、两人的行动习惯了如指掌。
这种人反水，危害远不是几个人能比的。国民党给他封了个"少将剿共游击司令"的头衔，专门派他去猎杀项英和陈毅。五万大洋的人头赏格也挂了出去，一人一份。
陈毅听说后说了句话，说"特别有面子"。这话背后，是把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当成了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处境。
龚楚没有带大部队直接扑山，他用了一个更毒的办法。
他挑了40个人，全部换上红军的衣服，伪装成"从外地转移过来的同志"，悄悄渗入北山游击区。路上，他先接触了当地交通站站长何长林。
何长林当时并没有起疑，接待了这批人。没过多久，何长林也跟着倒了，两个叛徒联手，直奔项英和陈毅的驻地。
那是1935年10月的一个凌晨，四点多钟。敌人已经摸到了陈毅住的那处山包脚下，驻地的战士们大多还在睡觉，哨兵也没察觉异常。
队伍里有一个被挟持同行的警卫员，就在那一刻，大喊了一声："他们是反动派！"
就这一嗓子，救了整个驻地。哨兵听到喊声立刻开枪，打倒了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敌人。
枪声一响，项英和陈毅都惊醒，翻身冲上山，钻进密林。龚楚带人追了整整两天，把他们的营地烧了个干净，人一个没抓到，灰溜溜撤走。
这就是著名的"北山事件"。
事件之后，游击区内部的气氛低迷了一段时间。接连发生的叛变让人心里压着一块石头，有人开始动摇，有人偷偷离队，还有个别人直接投了敌。
项英做了两件事。
第一件，他起草了一份六千多字的材料，专门讨论叛变问题——为什么会有人叛变，叛徒的心理是什么，怎么识别，气节意味着什么。这份材料在各游击区组织学习讨论，把气节教育做进了每个人的脑子里。
第二件，他对内部管理做出调整，不搞株连，不搞扩大化清洗，处理问题要有证据、讲程序。
赣粤边此后三年，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叛变事件。
“烂摊子”是怎么接下的
要说清楚项英这三年有多难，得先说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接下这个局面的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启程长征，临走之前留给项英的任务只有一句话：留下来，牵制敌人，掩护主力转移。
项英接了命令，立刻安排留守部队接替苏区防务，同时压住消息，不让主力行动的情报泄露出去。他还在各处设立收容站，转运物资，收容伤病员。
主力红军能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，项英这边的掩护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敌人很快发现苏区里还留着正规红军，马上调集20多万兵力，把整个中央苏区围死。
项英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错。他沿用的还是"保卫苏区"那套打法，集中兵力跟敌人正面对抗。
陈毅那时候就说，这样打下去行不通，兵力差了十几倍，硬碰只有吃亏，必须赶紧分散，转入游击战。
项英不是不明白，他的顾虑是：中央交代的任务是保卫苏区，没有中央明确的授权，他不能擅自改变方针。
他开始往外发电报，一封接一封，催中央给指示。电报里写道"屡电谅达，无一指示，令人不解"，又写"目前问题关系全局，必须中央决定"。长征途中的中央自顾不暇，回音迟迟未来。
等着等着，苏区一块一块丢了。主力走了不到两个月，中央苏区全境沦陷。
项英不再等了。他召集紧急会议，当场决定：分兵突围，化整为零，全面转入游击战。
1935年2月，留守红军兵分九路各自突围，损失极为惨重，贺昌在这次突围中牺牲。九路人马大多遭到重创，有的几乎打光，能突出去的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拼出来的。
项英和陈毅那一路辗转到达油山之后，着手收拢分散在各地的零散部队。
项英在长岭会议上确立了接下来的方向：把赣粤边划成五块游击区，各区相对独立，打散了不会全线崩溃。他同时开始整顿队伍内部，坚定意志不稳的人要留，走的人不强拦。
想走的，项英给路费，派交通员送到安全地方，临别告诉他：随时可以回来。有人不理解，队伍本来就没几个人，还这样往外放？
项英说，一个人心已经不在这里了，强留只是埋隐患，不如让他走，留下来的才是真正靠得住的。
这个办法出乎所有人意料地管用。
很多原本打算走的人，听了这话反倒留了下来；一些已经离开的，后来被敌人抓住逃出来，又找回了队伍。最后剩下的三四百人，是整支队伍里革命意志最坚定的一批。
星火没灭，变成了大军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的枪声打响，局势骤然变化。
国共两党宣布停止内战，开始第二次合作。项英接到通知，带领游击队准备出山。出山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跟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。
谈判桌上，双方拉锯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——这支队伍怎么整编，自主权保到什么程度。项英守着一条线：三年的牺牲换来的这批人，不能就这么交出去。
谈判之外，还有更费力气的事在等着他。
南方八个省，15块游击区，里面的红军分布极为分散，很多地方彼此之间三年没有任何联系。项英带人一个区一个区地跑，传达中央指示，确认人员和装备情况，推进整编工作。
很多游击区的战士，在山里待了三年，不知道外面已经变了天，项英到了以后，他们才知道国共开始合作，才知道要出山打日本人了。
跑完这一圈，花了几个月时间。
分布在南方各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陆续汇聚，最终组建成新四军，总兵力超过一万人，全是从三年游击战里存活下来的精锐。这支队伍后来在长江两岸的抗日战场上打出了自己的声名。
1937年12月，项英专程赶赴延安，向中央作了一份名为《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》的专题报告，把这三年的经过和经验一一道来。
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发布决议，称南方游击队的斗争精神是全党的模范，号召全党学习。
陈毅讲到那三年的时候，说了一句话："红军的命运，寄托在项英同志的勇气和忠诚上。"
这话不是客套，是一个从头到尾陪着项英走完那三年的人，在亲眼见证了一切之后说出来的判断。美国记者斯诺听说这段历史后，给项英下了一个定语——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。
没有项英在南方撑着，就没有新四军这一万多人的兵源，南方的革命力量在主力红军长征之后就真的断了。
他接下的那个局面，没有垮，一点点熬过来了，最后成了一支影响抗战走向的军事力量。这件事本身，已经说明了所有的问题！
参考来源
《新四军战史》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，解放军出版社，2000年
《项英传》—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，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
《陈毅传》——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，当代中国出版社，1991年
《南方三年游击战争》—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，军事科学出版社，1990年